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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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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愿

◎  冯积岐

     回到凤山县城时,还不到 10点钟,金大伟下了汽车,走进了农贸市场。农贸市场就在汽车站旁边。市场里人声嘈杂,各类蔬菜、肉类、面食、调料的味道搅混在一起,扑面而来。呼吸着农贸市场很生活的气味,金大伟先是走动了一圈,在心里盘算着要买的东西。

     金大伟来到卖调料的摊主跟前,买了一瓶醋、两包盐、一包五香粉。离开家一个多月了,临走时给婆婆(关中西府对祖母的称呼)买的调料肯定是所剩无几了。金大伟实在不忍心把年近八十的婆婆一个人撂在家中出外打工。汽车已到了家门前,金大伟还伏在婆婆怀里啜泣,婆婆那稀疏的白发仿佛风地里的一盏油灯,那白发照亮了金大伟早熟的一颗心,丢下婆婆一个人,他心里不安宁。婆婆用那只粗糙的手给他拭擦着眼泪,坦然地说,哭啥哩?我给你说过,我一个人能行,你放心地去吧。


     金大伟 18岁了,还没有出过远门,还没有离开过婆婆。他和弟弟金小伟是在婆婆的怀里长大的。他曾经带着婆婆一身温热,走进了学校,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毕业。这一次,他将要带着婆婆一身的温热离开松陵村,到一百公里以外的西水市打工。今年,他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学,兄弟俩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婆婆哭了。这两张录取通知书沉重地压在了婆婆的身上,婆婆拿什么供养孙子读大学呢?村委会给了些救济金,可连一个人的学费也不够。临近开学时,兄弟俩才做出了这样的抉择:一个人读大学,一个人去打工。大伟叫小伟去读大学,小伟叫大伟去读大学。

     兄弟俩争执不下。兄弟俩拿来两张纸,一张纸上写着读书,一张纸上写着打工,他们将纸揉成团,然后,婆婆给兄弟俩蒙上了眼睛,他们摸黑去抓扔在院子里的纸团。大伟抓到的是打工,弟弟自然就读大学了。当然,大伟也渴望读大学。可是,家境不允许,他没有钱交学费。把弟弟送上去省城读书的长途客运车,回来的路上,大伟哭了,他不出声地哭,任凭眼泪从脸颊上向下流淌。送走弟弟没几天,大伟就去打工。

    在他临去西水市的前一天晚上,婆婆一夜等于没有睡。她坐在炕上,一件一件给大伟整理出门要带的衣服、鞋袜、帽子。婆婆到院门前边的地里去,她用双手刨开地里的浮土,将湿漉漉的泥土铲了一铁铲,抓了一撮,放进一块干干净净的白布里,坐在炕上,戴上老花镜,将那泥土缝成一个包,把那土包给大伟装进了要带走的衣服口袋里——婆婆是什么讲究,大伟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也许,带着故乡的泥土出门会平安归来的;也许,只要嗅一嗅家乡的泥土就会减少一份思念。大伟一觉睡醒,发觉婆婆没有在炕上。他下了炕,到灶房里一看,婆婆给他烙好了一个锅盔,锅盔切成一块块,放在案上。婆婆坐在灶门前,正在向灶膛里添柴火,她的身子如同一张弯曲的弓,脸庞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在火光的映照下好像大地上裸露的根须。锅里是婆婆正在煮的几个鸡蛋。大伟站在房檐台上看了几眼,没有惊动婆婆,他回到房间,好长时间难以入睡。

    大伟走到了卖肉的架子跟前,看了几眼挂在架子上的红白相间的大肉,想了想,还是离开了。他买了几样菜,装进了袋子里。市场的大门口,有几家卖蒸馍的。大伟一看,就知道,这是农民自己蒸的馍,他买了五块钱香喷喷的蒸馍,走出了农贸市场。

    如果说,人的四岁就有记忆,那种记忆毕竟像嫩芽一样,经不住雪虐雷打,经不住岁月的冲刷。在金大伟的记忆里,父母亲只是一个轮廓、一个框架,没有面目、没有眉眼、没有形象、没有声音,更没有血肉了。金大伟也曾经努力地回忆过,他试图从记忆深处把父母亲捡出来。一天深夜里,他终于看到了父亲,他看到的父亲只是一双眼睛,那双眼睛像两个乒乓球在房间里弹跳着。弹跳的双眼发出了暴怒的声音,眼眶里的泪水喷涌而出,从那双眼睛里流出来的泪水是血一般的颜色。那血色溅在炕墙上,流在了脚地。金大伟看着那双眼睛,吓得不敢出声。金大伟不愿意回忆母亲,也不想知道母亲是什么模样。可是,母亲似乎比父亲更顽强,她顽强地模模糊糊地沾在金大伟的记忆里,随着金大伟长大,那种记忆也在成长。

     金大伟努力排斥她——即使有时候眼前闪上来一个女人,他也不承认那女人就是母亲。母亲的面孔不失美丽。可是,她的通体发出一股气味,那是一种带着血腥的味儿。不是婆婆告诉他的,婆婆从来不说他的父亲和母亲,婆婆只是说过,你的父亲和母亲殁了;婆婆只是说过,你们俩是双胞胎。村里没有一个叔叔婶婶告诉他和弟弟,父亲和母亲是怎么死去的。父亲和母亲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,而是活生生的鬼。父亲和母亲只是影视剧中的角色,而不是生活中的农民。父亲和母亲上演的剧情大伟在电视剧中看到过:母亲有了外遇,父亲一怒之下一刀戳死了母亲,还有那个奸夫,父亲因此被枪毙了。这不是故事,这是发生在松陵村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。这样的案件在电视中已不是热播节目,在松陵村也只喧哗了一时就平静了。接下来的苦难要婆婆跟他和弟弟承担。

    有一个镜头,已契入了大伟的脑海里。镜头中是一口棺材。盛殓父亲的棺材从法场上拉回来放在院门前搭好的棚子里。那口黑色的棺材鱼刺一样卡在了大伟的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棺材太大了,它似乎像树木一样在疯长,不一刻就长得如巨石一般。大伟记忆中的棺材在摇动着,房屋、土墙、树木也随之摇动。坐在棺材前面的婆婆却岿然不动。她的哭声如锯齿一般,把她四周的一切活物都锯倒了。老人的身子缩成了一团,她似乎已不是一个人,而是放在棺材前的一件祭品。老人直哭得棺材发出了开裂般的声音,房上的瓦片随之向下掉落,街道在摇摇晃晃——大伟的记忆里是婆婆号啕大哭的样子,是腰身可怕地弯下去和大地连接在一起的样子。如果那时候的大伟有记忆,记忆里的画面只是这样。

    出现在大伟眼前的确实是婆婆腰身可怕地弯下去,和大地连接在一起的样子。婆婆在院门前的公路畔,她缓慢地挥动着镰刀在割公路畔上的蒿草。婆婆和开始干枯的蒿草与深秋的大地是一个颜色——灰灰的,那灰色调子虽然很低沉,但生命的迹象还是很顽强的。婆婆身后是一把又一把被她割倒的柴火。柔软的太阳光给婆婆增添了亮色,她身后的柴火在亮色中发出了细微的声响。金大伟站在婆婆的身后没有吭声,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婆婆,婆婆的右手将镰刀挥出去——婆婆割蒿草的动作娴熟而老练,然而,毕竟她的力气如同残冬的太阳光一样了,她似乎不是在割,而是在锯,手中的镰刀仿佛一把老掉牙的锯子吃力地锯着蒿草。爷爷不到四十岁就过世了。在家里,婆婆是女人;上了地,婆婆是男人——她每年挣的工分不比男人少。

     冬天里,她进山去割柴。紧偎着松陵村的山路上留下了婆婆无数个脚印,脊背上八九十斤重的山柴捆子压得她弯腰屈背,额头上的汗水滴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——一滴一滴梅花形的汗水仿佛盛开的小花,更像计算机给她计算走过的山路有多少。在一个冬日的晌午,婆婆正在埋头割柴火,在她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,婆婆被一个小伙子扑倒在蒿草中了,在静默无语的大山里婆婆就是撕破嗓子呐喊也无济于事,这山沟里除过他们两个就是蒿草和山岩。尽管三十五岁的婆婆有一身力气,可她怎么也抵不住和她年龄相仿的庄稼汉,婆婆防守了将近三年的堤坝在那一刻随之崩溃了,她对那身强力壮的庄稼汉说,你起来,叫我把衣服脱下。婆婆抹下裤子平静地躺在山柴上,然而,那庄稼汉只看了婆婆半裸的身体一眼,他给婆婆提上裤子说,我正月里就娶你,不,给你当上门女婿。

      这个光棍汉撂下两句话,在山梁上割柴去了。正月里,这个光棍汉进了婆婆的门。两个人恩恩爱爱地只过了两年,婆婆生下了大伟的爸爸的那年冬天,大伟的真正的爷爷去山里割柴时滚到沟底摔得粉身碎骨,惨不忍睹,这是婆婆送走的第二个男人。全松陵村全凤山县的灾难似乎都压在了婆婆的身上,她送走因癌症而不治身亡的大儿子刚满三年,小儿子因为杀死了媳妇和她的情人被枪毙了。她余生的所有的指望在两个孙子身上。金大伟根本不知道,婆婆的一生好比一部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——不需要一点儿虚构,只是记录下来,就是一部能诠释人的命运的故事。

    婆婆是怎么样把他和弟弟拉扯成人的,金大伟记忆里的辛酸多于愉快。他记得最清的一件事是,读到了小学五年级,他还没有内裤穿,上体育课做操时,他那陈旧而单薄的裤子开裂了,他的牛牛一下子露出了裤外,惹得同学们大笑不止。脚上的球鞋破了个洞,他用写废了的纸铺在鞋里面穿。在他的印象中,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是钱。他们一家一年四季缺钱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金大伟对家中发生的事情也渐渐知道了,知道了妈妈是因为什么而死去的。

     他认定,世界上的女人只有两类,一类是婆婆这样的好女人,一类就是妈妈那样的坏女人——尽管他不记得妈妈是什么模样,也不知道她是咋样和别的男人相好的,但他把她归入了坏女人一类——也许,是他对妈妈的情感世界没有理解,而产生了怨恨。在西水市打工的日子虽然很短,凡是在碰到女人的时候,他的头脑里就闪出“好”和“坏”,只要他觉得不地道的女人,他老远就躲开了,或者用鄙夷的目光看她们。

    金大伟看着婆婆,真想哭。
    在金大伟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妈妈,只有婆婆。在他认识的汉字中,婆婆是两个温柔、亲切的字。在妈妈离开的那一年,学会说话不久的金大伟总是把婆婆叫妈妈,尤其是睡觉醒来,偎在婆婆怀里一声一声地喊她为妈。婆婆一只手搂着他,一只手搂着弟弟,婆婆脸上的泪水滴在孙子的脸上,婆孙三人的眼泪如光线一样融合了。

    金大伟悄然抹了一把眼泪,他叫了一声婆。婆婆不是听到了,而是感觉到了孙子在她跟前。婆婆直起腰,镰刀还提在手里。“伟伟,婆就知道你要回来了。”

    婆婆向大伟跟前走了两步。“你还割啥柴呢?不是有蜂窝煤吗?”金大伟也向前走了一步。“路边的柴火这么好,真可惜,割几把,冬天就烧炕哩。”“快回吧。”
    金大伟从婆婆手中接过镰刀。他觉得,镰刀把上带着婆婆手上的温热。

    还没有到吃晌午饭时分。金大伟拉上架子车,到邻村的一家煤店里给婆婆买回来了 300块蜂窝煤。婆婆要帮大伟搬煤块,大伟不叫婆婆搬。婆婆就跟在大伟后面,从灶房到院子里,跟出来,又跟进去。大伟一边垒煤块,一边说,婆,这炉子就放在灶房里,你千万不要给房子里提;做饭时,让灶房门大开着,小心煤气中毒。连大伟也不知道,他给婆婆这么说过多少遍了。婆婆说,婆记着哩,你放心,婆死不了,婆还指望你和小伟结婚后抱重孙子呢。大伟说,我害怕你忘记了。婆婆说,忘不了,我孙子说的话,我咋能忘了呢?你操心把你自己管好。大伟说,我知道。

    金大伟把蜂窝煤整整齐齐地垒好。
    婆婆开始和面做晌午饭。大伟要抽蜂窝煤炉子。婆婆不叫大伟抽。婆婆说,等我把面擀好了你再抽,老早把水烧开就把煤浪费了,我一天一夜只用三块煤。

    金大伟搬了一个小凳子,坐在灶房门口,看婆婆和面擀面。婆婆毕竟老了。她似乎不是在揉面,而是和面在较量。她手底下的面好像是一块铁,她像铁匠一样,要把它锻打成镰刀或斧头。她手底下的面团像是一座大山,婆婆艰难地在山中跋涉。她手底下的面团更像她的命运,婆婆靠庞大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念和命运搏斗。在这个人世上,婆婆最会疼爱人,她的爱像阳光一样温暖着大伟和他的弟弟。大伟说,婆婆,你歇着去,我来揉。大伟站起来了。婆婆笑了:你不会,揉面光有力不行,婆婆没力气了,婆婆会揉。你好好坐着,一会儿就好了。

    婆婆正在擀面,传来一阵警车的尖利的叫声。大伟忽地站起来了,大伟想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婆婆说,你不要出去了,是派出所来找三田的。大伟说,三田犯啥事了?婆婆说,三田常年在外打工,腊月里回来后听说他的媳妇小玲和村主任不清楚,就把村主任的两根肋子骨打断了。村主任把三田告到了派出所,派出所找了几次了,没找见三田。大伟说,婆呀,你咋知道这些事的。婆婆说,是三田他妈给我说的。大伟说,小玲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大伟一听,就把小玲归入“坏”女人那一类了。婆婆叹息了一声:娃呀,你还小,不懂事,不能全怪小玲,三田一年才回来一回。小玲刚过三十,年轻轻的,守在家里,孤单得很。丈夫、丈夫,女人离开男人一丈就不行。再说了,三田一家惹不起村主任的,村主任手里攥着老百姓的把子,什么责任田调整呀,吃低保呀,都由村主任管着。对村子里的是非曲直大伟确实不知晓,就没再吭声。

    吃毕晌午饭,大伟在蛇皮袋子里装了二斗麦子,去村里的电磨子上磨面。他这次回来,要给婆婆把吃的、烧的都准备充足。婆婆要跟着到电磨子上去,大伟不叫婆婆去,大伟说,现在磨面是自动上料,我坐在那儿只等一会儿,就把面磨好了。婆婆说,你把身上的衣服换下,婆婆给你洗。大伟说,我会洗。婆婆说,你洗不干净。儿子娃娃要学会干大事,不要只会洗衣服做饭。等婆下世了,你媳妇会给你洗衣服做饭的。大伟说,我这辈子不要媳妇。婆婆说,看这娃,越说越离谱了,不要媳妇咋行。大伟说,女人……他本来想说,如果娶个坏女人咋办呀,但一看婆婆在注视着自己,便说,女人,女人使人害怕哩。婆婆说:瓜娃,还没娶媳妇就害怕?女人没有啥害怕的。有了女人,男人心里就暖和了。大伟吭地一笑,拉上架子车走了。

    大伟磨毕面回来的时候,婆婆还在水池跟前洗衣服。大伟要帮婆婆洗,婆婆不叫大伟插手。大伟和小伟四岁以后,婆婆就把孙子当作儿子养了。不只是做饭、洗衣服、缝缝补补,家里的责任田也要靠婆婆——媳妇死儿子走的那一年,婆婆已经 65岁了。 65岁的老人照样下田劳动,她一个人一天还能割七分麦子,那时候,还没有兴起联合收割机,地里的麦子要一镰刀一镰刀地割。有钱的人叫麦客割,没有钱的人自己割。六亩责任田,婆婆一个人割一大半,亲戚帮忙割一小半,地里的粮食并不少打。麦子碾下了,还没有扬出来,婆婆就睡在麦堆子跟前,来风了,爬起来,扬一阵子,风没了,躺下合一会儿眼,一个晚上,婆婆将一堆麦(大约三石左右)扬了一大半。大伟和小伟从没有听过婆婆叹息一声,抱怨一声。大伟和小伟不知道,当婆婆痛苦难耐之时就到儿子的坟地里去,坐在坟堆跟前昏天昏地地大哭一场,几乎哭得人事不省,儿子罪孽再大,也是儿子。母子之情是一刀砍不断的。她不抱怨儿子,也不抱怨儿媳。在儿子的坟前她趴一会儿,进了家门,该干啥照样干啥。

    把磨好的面抱进灶房,大伟一看,时间还早,他用架子车去土场里拉了一架子车土,开始在院子里和泥。后院里的土坯墙倒了一大块,大伟想用旧砖头把那豁口砌严。虽然家里只有些粮食,再也没有其他可盗之物,婆婆一个人在家里,万一有哪个蟊贼从豁口处翻进来,肯定会把婆婆吓一大跳的。泥和好了。婆婆说,叫隔壁的你三爷帮帮你。大伟说,就几十块砖头的事,不用了,我自己会弄。大伟搬来一个凳子,站在凳子上,他用锨把泥巴倒上墙,然后,走下凳子,去取砖块。婆婆站在一旁看着孙子砌墙。孙子毕竟没干过这活儿,砌了不到一半,那几十块砖头突然掉下来了。婆婆一看,说,大伟,我还是去叫你三爷来帮你吧。大伟说,我重新来,你不用去叫他了。大伟又站上了凳子,婆婆在下面给大伟递砖头。

     这一堵土坯墙是儿子活着的时候砌的,那时候,她的身体还硬朗,儿子砌墙,她给递土坯。这倒掉的豁口是儿子故意没有砌上的,儿子已经发觉媳妇的相好晚上是从这豁口翻进院子里来的,他不动声色,没有告诉任何人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他蹲在墙角,等候媳妇的相好翻墙过来。那小伙子哪里知道已经是杀机四伏了,他满怀一颗欣然之心,翻过墙来,还没有站稳当,儿子一镢头就砸过去了,小伙子只惨叫了一声,一颗脑袋就被儿子用镢头砸得稀烂。从那以后,婆婆的目光一搭上那豁口,心中就不寒而栗。这些年来,她不愿意多看那豁口一眼。当孙子提出来要堵上那豁口时,她迟疑了一下,但她不能把实情说出来。一块砖头她还是能举得动的,当她举起一块砖头递到大伟手中的时候,她的心一颤。

     她仿佛看见,当年儿子站在同样的地方,用土坯砌墙的样子。儿子很能干,木工、瓦工都会。不是墙没有砌结实,也不怪霖雨下的时间太长,墙要倒,人是没有办法的。再说,就是儿子用铁打一道院墙,也拦不住儿媳招野男人的。她也年轻过,她明白,婚外情的烈焰把钢打铁铸的院墙也会熔化的,男人和女人一旦跌进情感的深渊,宁可被污泥浊水绊倒淹死,也不会上岸的。这一次,孙子砌得很细心,泥巴抹均匀以后,砖块的茬口一个压一个。只能容下一个人身子的豁口,很快砌上去了。落日被堵在了豁口外边。

    大伟一边洗手一边说:“这么多年了,也不知道把这豁口砌一砌?”

    婆婆心里明白,大伟在这句话前边把“我爸爸”三个字省略掉了。大伟和小伟自从稍谙世事以后,从来不提说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。

    婆婆急忙说:“怪我,我觉得这么点豁口没有大碍。”

    大伟说:“这么一砌,贼也就进不来了。”

    婆婆一笑:“我孙子长大了。”
    晚上,婆孙俩睡在一盘炕上。

    刚躺下,婆婆给大伟说:“大伟,婆婆有件事,先和你商量一下,你看行呀不?”
    大伟说:“什么事,你说。”

    婆婆说:“你金昌哥前几天来给我说,想和咱换庄基。”
    大伟说:“为啥要换?”

    婆婆说:“咱这院子在环山公路边,你金昌哥想在院子里开面馆,办农家乐,他们家在后边的街道,没有条件。”
    大伟没吭声。

    婆婆说:“咱住在后街金昌家去,金昌答应给咱补贴三万元。有这三万元,你就不去打工了,开了春复习一学期,明年再考大学;你上了大学,婆婆死了,也能合上眼睛了。”
    大伟说:“他能开面馆办农家乐,我也能。”

    婆婆叹息一声:“你还开啥面馆哩?你还是读大学去吧。婆婆有今日没有明日的,只要有个窝就行了,住在金昌家也行,你说呢?”
    大伟说:“我就是不上大学,也不能用先人盖的房去换钱。”

    婆婆说:“我就这么一桩心愿了,只要你和小伟将来有出息,婆婆住草棚也情愿。”
    婆婆叹息了一声,睡下了。

    不一刻,婆婆又坐起来了,她说:“就是你和小伟不情愿,院子我也换定了。我一定要叫你读大学。”

    大伟没吭声。婆婆不知道大伟已经睡着了,她还在说:“等你们俩大学毕了业,有了工作,婆婆就走。金昌的三万元婆婆要定了。”婆婆念叨了一阵子,下了炕,在柜子里翻动着。

    金大伟一觉睡醒。他“婆婆、婆婆”地叫了两声,婆婆不答声。天大亮了。婆婆似乎睡得很死。他朝炕那头一看,婆婆两眼闭实,面部平静而安详。婆婆的手里拿一张纸。大伟从婆婆手中取那张纸时才感到婆婆的手是冰凉的。他哭喊着叫婆婆,哭喊着从婆婆手中取出来那张纸。那是婆婆和金昌签的换院子的约定文书。

    金大伟将那张契约收起来,给远在西安的姑姑打电话,金大伟泣不成声地对姑姑说:“我婆殁了。”

    冯积岐,岐山人,省作协原副主席。 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,出版长篇小说《沉默的季节》《村子》等 10余部,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《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》  《人的证明》  等 10多部。《村子》  获省政府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柳青文学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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